包养关系是一种不同于交易性性关系的亲密关系。事实上，由于本质上的不同，要与性交易区分开来，正是包养关系中的人们进行带有伦理意味的“关系管理”（Zelizer，2007）的起点。这种“关系”划界，一方面建立在女伴性关系的专属性上。在这些关系中，不仅男性要求女伴的“性忠诚”，而且受访女性主动强调“我又不是小姐”，“不是谁都可以的”。另一方面，关系的情感特质被高度凸显。人们通常使用充满情感色彩的语言来表述对关系的理解，比如，“喜欢”、“有感觉”、“恋爱的感觉”或者“被感动了”、“他对我还是有感情的”。这些语言将两人间的关系界定为一种情感性社会关系，而非交易。
与“一夜情”、更随意的“情人”关系等其他婚外情相比，包养关系意味着更多也更长久的关联和相互责任，而这恰恰体现在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界定和协商经济往来、互动方式和关系形态，使之构成互洽的组合。在包养关系中，男方提供住所往往意味着一种相对稳定关系的承诺，给出的钱财通常以负担生活开销的形式出现、表明他们供养女伴的责任和意愿，并以礼物的形式表达浪漫情感，取悦对方。女方不仅就合理的开销、必要的礼物等物质交换讨价还价，她们也会就男友的逗留时间、对待她们的态度、性行为、情感表达等方面进行协商（尽管这些协商的努力不一定成功）。
很大程度上来说，虽然被主流婚恋道德所谴责，但婚外包养关系恰恰高度遵循主流婚恋文化的性别逻辑：男性的经济供给被建构为一种爱的表达，一种责任担当，被鼓励甚至被要求，而女性在关系中的“性忠贞”则更被强调和要求。在此基础上，人们通过这一系列关系管理的尝试，为这种非制度化的亲密关系界定边界，并商议个体为维系关系所需要付出的经济、情感、性等各方面的努力。
中国历史上有过纳妾的传统，但当代的婚外包养关系并非纳妾习俗的“死灰复燃”。 在传统社会，纳妾是制度化家庭的一个组成部分，受到宗法制度的制约。妾是家庭的正式成员，但“妻”、“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身份差别，体现在娶纳方式、死后葬礼、家中名位、衣食起居、权利义务等各个方面（陈鹏，1990；程郁，2006；伊佩霞，2010）。尽管纳妾有象征（家族）地位、满足（男性）情欲等作用，而繁衍子嗣则是纳妾在宗法社会中最“正当”的理由（程郁，2006）。换言之，纳妾与履行家庭责任、维护家庭秩序密不可分。
与之截然不同的是，当代婚外包养关系呈现高度的“去家庭化”。比如，在包养关系中，生育实践和意义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我调查的案例中，怀孕和生育在包养关系中不仅不是“关系设定”的一部分，而且通常是要避免的。不少女性曾意外怀孕，而绝大多数的情况选择打胎。在少数决定生下孩子的情况中，生育往往被解释为两性间浪漫情感的一种升华或结果。生育的意义已经从履行家庭责任转变为见证私人情感，而浪漫爱情话语为“非婚生子”提供了某种可表达的文化资源。不难看出，当代的婚外包养关系与履行家庭职责关联甚微，而更多指向个体私人情感和欲望的满足。
婚外包养关系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个体情感的兴起与婚姻的工具性强化之间的某种张力。这种张力一定程度上撑开了人们对婚外情进行伦理判断的弹性空间，构建出男人将不离婚作为道德底线的合理性，也为包括婚外包养在内的婚外两性关系提供了某种“道德”论述的空间。
学者指出，市场改革以来私人生活变革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对个体情感、欲望的肯定乃至推崇（Rofel，2007；阎云翔，2009；阎云翔、郎帅，2016）。在改革初期，在知识分子主导的公共话语中，浪漫爱情和个体欲望被认为需要从集体化（尤其是“文革”）时代的“压抑”状态中解放出来，是人性的拨乱反正，具有某种伦理意义（Farrer & Sun，2003）。个体情感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婚姻的情感期待的提升。不同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描述的婚姻常态，“男女只是在行为上按照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事业，不向对方期望心理上的契洽”（费孝通，1998：46），当代中国人对于婚恋关系中的情感诉求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恋爱择偶阶段要求“有感情”、“有话说”，在婚后生活中也更加讲究沟通交流、情感契合（徐安琪，2000；阎云翔，2009；Farrer，2002）。情感在婚姻中的重要性也体现在国家法律层面，在1980年的婚姻法修订中，“感情破裂”已成为离婚的“必要条件”：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经调解无效。《婚姻法》把个人之间的感情作为婚姻的目标与衡量标准，离婚开始可以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瓦解了婚姻的“神圣性”和“永恒性”（潘绥铭、黄盈盈，2013）。从理念上来说，婚姻关系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一种建立在双方情感契合基础之上的“契约”。
与此同时，婚姻的“工具性”作用日益凸显。正如学者指出的，处于转型社会和全球化风险当中的个体，面临着残酷的市场竞争压力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生存环境，加上国内社会保障严重不足，国家、单位、集体等组织力量的部分撤出，个体回到家庭寻找资源和安全感。家庭成为个体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资源，也构成社会安全网的兜底机制（吴小英，2012）。与此相伴的是，家庭关系经常呈现某种“实用化”甚至“功利化”的取向，比如物质条件越来越成为现代人择偶中最看重的因素之一（徐安琪，2000；Farrer，2002）。基于姻缘和血缘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增强，代际的经济、事务性互助得以延续且有加强的趋势，甚至宗族重建在一些地区活跃起来，成为重要的社区活动（冯尔康，2005；马春华等，2011；王跃生，2010；庄孔韶，2000）。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利益共同体，家庭的稳定性变得重要，个体的家庭责任被重申，强调家庭及家族整体利益的观念和习俗得以重建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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